文章来自活字文化公众号，正文节选自郭宝昌先生著作《都是大角色》。
郭宝昌先生自幼被卖进豪门，在那里生活了26年，阅尽世情，识得众多奇人异事。他从16岁就开始写作《大宅门》，手稿先后被毁三次。2000年，历经磨难的《大宅门》开机拍摄。剧情源于他在宅门里多年的所见所闻，时间自光绪六年跨至1937年卢沟桥事变，是“一部有着30%虚构的文艺作品”。
郭宝昌先生出版的自传散文《都是大角色》和《大宅门》的关系十分紧密。剧里没有拍出来的、他一生中遭遇的奇人奇事都收录在了这本书里。姜文在《都是大角色》一书推荐语中说：
郭老笔下的人物，有个共同的气质——‘奇’。
他们，以奇特的方式登场，以奇怪的逻辑行事，以奇绝的姿态谢幕，当中又具不少奇幻的情节。读罢你会好奇：世上的奇人，怎么都叫他碰上了？这些奇人，不仅构成了他的故事特质，也构成了他自己的性格、出处和心灵主题，写他们就是写自己。
郭老占有三大优势：得机会看，有能力写，够火候拍。
这“得机会看”，很大一部分得益于郭宝昌先生的身世。
那是一个独立于历史时空之外的大宅门，也是人物个性鲜明、故事精彩跌宕的大宅门。今天，活字君与书友们分享这本横跨各种行当，览尽诸大角色的作品——《都是大角色》。
苍龙日暮还行雨， 老树春深更着花。
郭宝昌（姜晓明 摄）
老花园子与琴人
作者：郭宝昌
本文为节选，原刊《都是大角色》(三联书店，2021)
郭宝昌
古琴，大雅，大雅中之大雅。由于它在艺术含量上的特殊品质，不宜大众化，很难推广。虽为国粹，但少为人知。
怎么说古琴也是古代文人士大夫的雅好，与工农兵不太沾边儿，即便那位听“高山流水”的樵夫，其实也不是劳动人民，隐士而已。至于商人一向以俗人称之，在“士农工商”中，商也是垫底，不上文化档次，缺乏高雅情怀，顶多是附庸风雅，假装斯文而已。我由于家庭背景，出入商人家庭较多，结识大小商人也不少，感觉我们老爷子挺不一样的，他酷爱古琴至痴迷，收藏了几十张古琴，并在海淀的老花园子中修了一座二层小楼，是为琴楼，名曰“十二琴馆”。
郭宝昌在老宅前
“十二琴馆”中有十二张国宝级的古琴，老爷子不是为了居奇收藏，而是在早期延聘了古琴大师贾阔峰，后期又请了管平湖大师教授族中子弟习琴。二位大师阔而平，山而水，动静相宜，山水相依，峰湖相映，天然成趣。还有五十年代查阜西、溥雪斋、吴景略等大师也一起切磋传艺，培养了一批古琴精英，成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北京古琴研究会的中坚力量。“十二琴馆”是老花园中最亮丽的一景。
老花园子里不只是亭台花木之美。有了琴声，一种典雅超世的文化气息缠绕着你，陪伴你走过童年、少年，这琴声不知不觉地浸入你的骨子里，你不再计较生活里的那些烦心事，眼里、心里都干净了许多。
名师出高徒。大姐，老爷子的长女，脱颖而出，“十二琴馆”的首席，五六十年代被古琴界称为“第一女琴人”。也怪，族中习琴者多为女眷，我母亲以下，二姐、大嫂、大表姐、侄女，包括大姨太的贴身丫头，全都习琴。大姐成就最高，后来已经是这些女眷们的老师了。大概是男人都忙着做生意去了，女人大多赋闲在家，学琴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。
大姐姿色平平，但抚琴时真的很美
大姐相貌并不出众，姿色平平，绝不属于美人儿那一类，但气质高贵，举止端庄，目光平和，谈吐文雅，一望便知是大家闺秀。她天赋条件极好，十指修长，手腕灵动且有力，聪颖过人，接受能力极强，几个人同时学琴，她总是学得最快最好，更主要的是老师说她有“琴心”，我理解应该是对琴与琴曲的认知和感悟吧。她的《醉渔唱晚》《沧海龙吟》《岳阳三醉》等都由中国唱片公司灌制过唱片。
五十年代家中院子里，在一棵茂盛的二度梅树下，摆放着一张老花园子留下来的琴台，是用特制的镂空青砖砌筑而成，形如条案，案面有五六尺长，两尺多宽，四寸厚，中空，像个长条形的方匣子。案两头各有两个圆孔，浮面雕有梅兰竹菊的花纹，古朴雅致。于台上弹琴，其琴音幽然而空灵，有些淡淡的共鸣。
我二十岁生日那天，亲朋散去后，我留住大姐，想听她弹一曲。我的生日是农历六月二十四，传说是关老爷磨青龙偃月刀的日子，磨刀需要淋水，这水滴洒下来，就成了人间的雨，所以每到这天就会下雨。确实，每年这一天下雨的时候居多。这天傍晚刚刚下过一阵雨，月亮马上就出来了，月光冷冷的，院子里的暑气全消，大姐将琴放在了琴台上，并叫我进屋里去隔窗听琴。我进了书房，把窗户全都打开，二度梅就在我的窗前，隔着纱窗可以看到二度梅树下抚琴的大姐。她弹了一曲《沧海龙吟》，听着听着我就热泪盈眶了，没什么理由，眼泪就是止不住……大姐走了，母亲见我擦泪，问我怎么了？我说大姐真美，母亲笑了说：“你入迷了。”那一年大姐五十六岁，神采奕奕。
我总是觉得在国乐中古琴的地位相当于西乐中的钢琴。但钢琴可以与任何乐器合奏，古琴不行，不相容于任何乐器。箫还可以，我听过母亲与大表舅(吹箫)合奏过《渔樵问答》，和谐动听；也与笛子合奏过，虽也能听，毕竟略显轻浮了些。如此不合群儿的古琴几千年流传下来，实属不易。它坚毅地固守着本体，在与时俱进的潮流中从不与时代合拍，过于孤僻的个性，实实在在地成了“阳春白雪”，像个不食人间烟火的面壁老头子，可它的音律却令一代一代的人生发着千变万化、刻骨铭心的不同人生感受。一代一代的琴人顽强地孤守着寂寞，大姐是琴人中的佼佼者，她的琴心应永记于史册。
那是一九七二年，是一个摧残传统文化的年代。这位六十八岁的老琴人，在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下已是重病缠身。她的大女儿在一九七二年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，做了一件冒死而为的事，不为别的，就是怕古琴——这一国粹级的传统艺术就此流失，决心在她母亲一息尚存之际，以录音的方式将母亲弹奏的琴曲保留下来。这是信仰的力量，已将生死置之度外。
她在崇文门的一家委托商行里买了一张古琴，我想这应该是流落民间的抄家物资。当年的抄家已经没了什么章法，一部分被砸得稀烂，一部分归了国家，一部分被顺手牵羊，古琴的价值还不被一般人所识，送到委托行换俩零花钱。据我母亲说她买回的还是一张明琴(潞王琴)，她又千方百计弄来琴弦和一套录音设备，请了一位录音师，这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。她把大姐接到自己家中，入夜，用被子褥子把门和窗堵得严严实实，录了四首大姐的代表作：《平沙落雁》《韦编三绝》《阳关三叠》《渔樵问答》，大姐是忍着病痛弹奏的，两年后大姐仙逝。这珍贵的录音在“文革”后期被翻成了磁带，流传至今。
在那个年代，她们这种举动，一旦被发现就有灭顶之灾，那琴声里流淌着琴人的血和泪，渗透着她们高贵的品德。为艺术而冒死前行的人我再也没见过，无论是大姐，还是她的女儿。
……
都写到这儿了，还有个重要的人物没写到，就是四十年代“十二琴馆”的总教习、大古琴家管平湖先生，前面只提了一笔，他是我心中的偶像，现如今可能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。
管平湖 [瑞典] 林西莉/ 摄
大文化人好像都有癖好。管先生固然是个琴呆子，琴就是命，可他还有个命就是酒，嗜酒，酒量大得惊人，日日喝，顿顿喝，无酒则觉得人生索然无味，活着就没多大意思了，这是他亲口跟我说的。但我从未见他醉过或喝多了撒酒疯，喝多少酒都能保持仪态不失。
一九六二年我在北京电影学院上三年级，这一年是默片实习课，这是我们导演系学生入学后第一次用胶片说话，要拍摄两部各三十分钟(三本片)的黑白影片，其中一部选用了我改编的剧本，鲁迅先生的《伤逝》。拍摄完成已是年底，要给全院师生观摩放映一次，我忽发奇想，何不配上音乐？当然不可能录到胶片上，是在放映现场配乐，无论从情绪、风格、内涵上，感觉以古琴曲为宜。对，古琴，管平湖！这想法得到了我们系主任田风教授的支持。
我回家灌了两瓶家藏的陈酿“史国公”，就奔了管先生家。我是头一次去管先生家登门拜访，一进他的房间我就傻了。本以为这样的国乐大师、书画大师(他的花鸟人物画曾冠绝一时，困苦时曾以卖画为生)的书房，怎么也该是古色古香、书香满室、诗画满墙、文玩满架的雅集之所吧？可眼前这间屋子里，您眼所能及的地方居然全是酒瓶子，而且绝大多数是空酒瓶子，条案上、窗台上、茶几上甚至床铺下面全是酒瓶子，靠门口墙边的两个大花盆里也躺着几个空瓶子。只在一张大书桌上摆着他那比命还珍贵的宝琴，那是一张唐琴，名“猿啸青萝”。他还自制过一张琴，起名“大扁儿”，我没见过。琴旁边杂乱地堆满了琴谱。这景象太离谱了，我不由得问道，这么多空瓶子怎么不扔了？他讪笑着说不能扔不能扔，睡觉踏实。
我把《伤逝》的小说和分镜头剧本给了管先生一份，说明了来意，我说影片放映时看着画面即兴演奏，套用现成的古曲即可，而且没有预先演练的机会，只能临场发挥。管先生很感兴趣，说闯荡几十年这种事情还没干过，先看看剧本，斟酌一下用什么曲子，应该没问题。两天以后管先生在琴会见到母亲说已经准备好了，叫我放心。
那是个星期六，虽已入冬，天还不太冷，我去接管先生。他抱着那张宝贝琴，琴上套着一个古旧的褪了色的织锦缎琴套，出门随我上了22路公共汽车来到小西天电影学院。我从道具车间借了一张琴案，请音响师拉了一个麦克风放在案前，话筒对着案面，全部放在大礼堂舞台的左侧，管先生试了试声音说可以。他必须背对着观众，仰头看着银幕画面，边看边弹。礼堂里坐满了全院的师生，放映开始，管先生拨动琴弦。我紧张地站在他的身后。他一边弹一边不时地抬头望向银幕，变换着曲子的节奏，真是难为他了，他从未看过片子啊。我听得出他把《高山流水》《梅花三弄》《醉渔唱晚》等七八支古曲加以编排，融合为一曲，特别让人惊讶的是转换、衔接得那么自然顺畅，与画面配合得那么恰当，情绪那么吻合。半个小时，他毫无倦意，我已经一身汗了，紧张的。放映结束响起掌声，田教授起立鼓掌，当然是为管先生鼓的。
管平湖先生一身的大儒之气
说实在的，全院师生没几个懂古琴的，甚或干脆没有。古琴，太不普及，也根本无法普及，所以对管平湖的大名，没什么人知道，掌声多出于礼貌，出于新鲜好奇，默片配古琴，没见过。田教授特别感谢了管先生，说一个学生作业，劳动您这样的大师来配乐，实在冒昧，而且被管先生琴声感染，经常忘了看片子。
从学院出来，我请管先生到老正兴饭庄吃饭。一落座他先拉了两把椅子在身旁，将宝贝琴放在上面，接着要酒，有一种劣质的烧刀子是不限量的，管先生要了两斤。这个驰名大江南北的老字号，那年月也没什么正经菜，毕竟困难时期已接近尾声，比一般的餐馆好些而已。要了一个红烧兔肉，一个清炖黄羊肉，还有俩凉菜，两碗热汤面。兔子肉是上不了席的，可没别的，总还是肉吧；黄羊据说是体委组织的国家射击队去内蒙古、青海野外狩猎打来的，很解决了一些单位食堂的供应，电影学院食堂也卖过两三天。我不吃兔肉，黄羊肉也不好吃，顶多也就喝了二两酒，只为了陪管先生。那酒太难喝，感觉是兑了水的酒精，管先生倒是不挑食，全部吃光喝光，差不多两斤酒，像喝水一样。热汤面上来了，奇怪的是管先生又要了二两酒，我惊问您还喝？管先生笑道不喝了不喝了，说毕把二两烧刀子倒进了汤面里说：“这不是喝，是吃，这面条没有酒味怎么吃啊！”
这个细节我至少和一百个人说过，旷古奇闻。
转过年来春节前，我又给他送过一次酒，没说几句话就匆匆而去……那就是最后一面哪。
一九六六年红卫兵开始“破四旧”，古琴当然是旧，而且旧得不能再旧，全部查抄。十年后开始落实政策，退还部分抄家物资，真正的宝贝一件也没退，说是找不到了。最奇葩的是母亲那张价值连城的古琴“钧天雅奏”居然还回来了，一定是那位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人不识货，走了眼，没拿这琴当回事。母亲那份高兴啊！说这张琴在“十二琴馆”中也有相当的地位。没多久，一位琴界名家也曾是管先生的门徒来了，要借去一用，说要拍照留资料，重新鉴定什么的。都是老熟人了，母亲欣然同意。琴走了，人也走了，直到母亲去世再无音信。一九七八年，我还在广西南宁工作，有位杭州的挚友来信告诉我，香港海关扣了一张企图走私出境的古琴，是某某从我母亲手中“借”走的那张古琴“钧天雅奏”，那是国宝，叫我一定要追回，我那时还戴着“反革命”的帽子，甭说追琴，能活着就不错了。
这张琴，今在何方？
管平湖先生的遭遇是那次见面十年以后，我从干校逃回北京才听母亲告诉我，管先生已去世六年了。也是闹红卫兵那年，刚开始“破四旧”(“破四旧”是家家都破，还不属于“横扫牛鬼蛇神”那一阶段)，是见什么砸什么，红卫兵要管先生把琴交出来，他已重病缠身，危在旦夕，他紧紧地抱着那张宝贝琴说：“要砸琴，先砸我，砸死我再砸琴！”红卫兵退了，过了不久，三四个月吧，管先生仙逝。只知道几十年后一次嘉德拍卖会上，那张宝贝琴“猿啸青萝”出现了，拍卖价两千万人民币。
本文承蒙严晓星先生(作家，南通报业集团副刊编辑，古琴研究学者，策划主编了《琴学丛书》《掌故》等多种著作)修改指正，特此致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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